中国崛起在本质上就是从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挤入中央，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了能够尽快挤入体系中央，过去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三外路线”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鼓励外贸、吸引外资、控制外汇。这个政策路线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外路线”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巨额补贴，以此来获得快速工业化、向中央地位进军的强大推进力。

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三外路线：外贸、外资和外汇

从产业结构看，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性发展从净对外直接投资看，快速发展从货币国际化看，正在演变

“三外路线”的利弊

利：就业：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工业化：市场换技术的失败资本积累：低比例的收益因为外汇的管制，国内市场只能以人民币交易，一来会促进国内循环，二来收有计划地使用外资体制改革：开放接轨对体制改革的促进

弊：

对本土工业和资本形成挤压；
环境和资源代价；
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
加剧中国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间、部门间和阶层间的分配失衡；
导致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
它的不可持续性

修正：

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单纯GDP观念，强调把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而不是漂亮的GDP数字作为政策成就的判断标准，强调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取代此前默认的经济“增长”观。
对待外资的政策，从超国民待遇回归到国民待遇。
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强调自主创新，培育自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将自己的资本和人才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自身打造为资本和技术的高地，而不是继续扮演世界市场体系外围角色。
通过各种办法改善民众生活，启动内需，从而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和国家投资的依赖。
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

观念变迁计划经验-市场经济进口替代型- 出口导向型

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努力发展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通过国家政策的保护替代发达国家的产品，可以避免被全球市场体系锁定在外围而遭受中央国家的剥削，实现迅速的“赶超”。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不强调建立自己的“完整产业体系”，而是在世界市场的伟力面前保持谦恭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和世界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生产的内容和规模。

新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按照学者盛斌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1980年前）、“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1980～1983年）、“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1984～1990年）、“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1991～1993年）和“贸易自由化”（1994年后）。

比较优势理论从其创立到今天经历了多轮发展。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强调的是劳动力要素的相对效率和价格差异，而到了20世纪初赫克歇尔与俄林提出的H—O模型将比较优势扩展到其他要素上。战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拓展了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范畴，生产要素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而且包括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参见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和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为了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企业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波特提出的“钻石体系”模型正是对这种投资和创新环境的描述。“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的建立需要钻石体系中的各种因素相互配合才能够形成。除上述四种因素之外，政府和机会也可能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在此之后，波特将这一企业竞争力理论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按照波特的逻辑，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使其国民取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则取决于该国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率水平，而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该国的企业能否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制度的变迁

外贸管理体制与方式从行政性向市场化、法律化和国际化的转变；
外贸企业内部经营和治理模式的改革；
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自由化过程

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中国外贸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既包括汇率、利率和税率工具，也包括配额、进出口许可等行政性手段。

国际体系环境

正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东亚地区内部产业转移的良机，才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推动了对外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从而加速了自己的资本与技术积累。

贸易、产业与地缘政治经济

产业链的编辑能力（capacity of industrial chain editing，CICE），是指大国依靠自身市场规模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控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力。

第4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的来源地，而是企业治理结构（核心是产权与管理）和市场结构（核心是垄断）的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的低效、失败和政策性垄断问题。

“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及其效果

为什么要吸引外资：资本缺口论技术缺口论制度缺口论

好处：

协助中国转变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
帮助缓解就业和城市化挑战。
帮助积累外汇。
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层次。

坏处：恐外与崇外

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意面对国有企业的问题。于是希望就寄托在借助外资的先进经验改造中国的国有企业上，期望它们向国有企业溢出先进技术后，能帮助后者获得较好的经营绩效。

从上面的期望来看，引进外资改造国企是彻底失败的。

对外资的崇拜和迷信背后，是部分人不愿意正视历史与现实，不愿意向事实低头，不愿意承认中国民营资本的实力和潜力。

中国外资政策的未来趋势及政治和战略潜力

要消除对外资的那部分“超国民待遇”，尤其是应该给予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至少同等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条件。
要将中国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而不是各种廉价要素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
应当积极参与甚至推动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
应当平衡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资金。

变化的本质在于要有自信心。

案例1：中国汽车产业的探索与抗争失败的主因在于国企

案例2：中国高铁产业的崛起同样是国企，但是由于是一个垄断而统一的市场，使得用市场换技术变的可行（战略买家），同时，集权的企业，领导人的个人特性也是关键。

案例3：风电设备后来居上仍是风险重重，但相对汽车行业来说，已是成功。

第一，在面向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品工业，向本国民营资本放开得越早越彻底，自主创新能力就越强，产业的赶超和逆袭就越成功，比如家电和手机等行业；反过来，如果为了保护国资而迟迟不让民营企业进来，比如汽车工业，那么无论如何处心积虑地帮助和扶持，最终都不过是在为外资做嫁衣。第二，中国在产业发展领域，的确存在不少先天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在高铁和风电等领域，正是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令外资心动不已，中国政府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谈判地位。第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国企不能搞，那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就保持无为呢？事实上，政府很重要，有很多事情需要政府干，比如秩序、安全、信用体系、软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与维护。

第5章　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时期	汇率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	汇率水平	评价
第一阶段前半期（1981~1984年）	平衡国际收支，扶持出口，增加外汇储备	钉住一揽子货币，存在两种官方汇率	汇率持续下跌，外汇调剂市场建立	贸易内部阶段价格的引入没有促进出口
第一阶段后半期（1985~1993年）	平衡国际收支，增加外汇储备	从爬行钉住到管理浮动，双轨汇率制（官方和市场）	汇率持续大幅下跌	汇率政策适宜，但汇率下调幅度过猛，恶化国内通胀水平
第二阶段（1994~2005年）	维持汇率稳定，稳定货币币值，以促进经济发展	钉住美元	汇率长期稳定	前期合理，后期僵化。入世打开了全球市场后，本应略做调整
第三阶段（2005~2013年）	优先维持出口和就业稳定，逐步升值人民币，减少顺差	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有管理浮动汇率；危机中，事实上回到钉住美元	2005~2008年汇率以每年5%的速度兑美元稳定升值；2008年后以3%的速度稳定升值	犹豫而渐进的人民币升值，导致了解释猖獗的货币套利行为，助长了本土资产泡沫
第四阶段（2013年以后）	将被全球流动性绑架的货币政策解放出来	参照一揽子货币，双赂波动，央行从日常汇率干预中逐步淡出	汇率水平有升有降，靠近均衡汇率水平，波动性扩大，但保持强势和稳定性	波动率扩大抬高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和成本，有助于打击货币套利，热钱流入减少

人民币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汇率不可能三角理论：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这三个政策目标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

汇率制度的分类

无独立法定货币
货币局
传统钉住
波幅钉住
爬行钉住
波幅爬行钉住
管理浮动
独立浮动

人民币汇率变动背后的政治

利弊参半，可控但是有漏洞随时间变化，总体来看敝大于利，最终还是要随市场变化为好。

通过货物贸易实施的资本渗入方法

人民币国际化

利：

获取较为可观的铸币税收入；
节约外汇储备成本；
降低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汇率风险，服务和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
在必要时可以作为快速大规模融资的杠杆，对外转移宏观经济风险，

弊：

人民币升值风险和由此带来的对部分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
存在经济泡沫化风险，尤其是当政府为了维持本国出口工业的竞争力，不断买入外币以维持本币较低估值时，货币政策失效，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股价和房价等资产泡沫飞涨。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导致外部资金过度涌入，然后在预期逆转之后又大规模撤退，从而放大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或者短期资本跨境流动规模。
在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本国的货币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海外货币存量的影响。

反而教材是日元。

第一个争论焦点是该不该开放 正：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瓶颈就在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不到位。首先，资本项目放开可以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和投资机会，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管理风险。其次，在贸易顺差的背景下，中国收支极度不平衡，应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创造非政府部门资本流出的途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消解现有的资产泡沫，避免实体经济硬着陆。最后，资本项目放开能够倒逼国内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全面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及时掌控资金流动信息，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反：反对者们的焦虑集中于，放松管制后，大量资本外逃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

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开发与改革的顺序

央行的主流观点是，资本项目放开和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改革可以同步审慎推进。但以魏尚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资本项目放开是有前提的：国内金融改革应该先行，包括银行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等问题，然后再推动汇率和利率改革，顺其自然实现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家化。然而，当下非经济因素颠倒了由内到外的改革顺序：先着手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利率、汇率市场化，银行内部治理改革，却停步不前，这是非常危险的。对此，支持者反驳说这些属于拘泥于理论而无视现实复杂性的书生之见。其中代表人物盛松成指出，先内后外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这些理论主要适用于小国经济，未必能够知道中国这类经济大国未来的经济实践。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如果过分强调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容易使渐进模式异化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的时机。央行官员郭建伟进一步补充，与其讨论改革和开放的先后关系，不如研究资本项目具体子项的轻重缓急次序问题，对于短期投机性资本，应慎重、有条件地放开，将风险降至最低。管涛则保持中庸的立场，综合了双方的观点。他认为，“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建设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要始终坚持双轮驱动。否则，无论哪个快、哪个慢，都容易翻车。”22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放开是紧密联系、难以割裂的，势必要并驾齐驱、同步推进。

第三个争论焦点在于“以开放促改革”“开放倒逼改革”的政策理念

这种理念认为，当前改革受制于既得利益和历史惯性而难以推动，而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对外开放可以借助国际标准和压力来推动国内改革，中国加入WTO的漫长谈判过程对中国在90年代的广泛改革形成重大推动作用。

但是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以外促内的思路固然巧妙，但也具有高风险性。历史上不乏“以开放促改革”的失败案例，引入QFII便是典型。

第四个争论焦点集中在要不要公布一个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表的问题。 但是主张者普遍认为一个时间表还是有必要的。

这场政策辩论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双方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存在明显差异。是对中国经济健康程度的认知存在差距。
从辩论说理的方法上看，双方基本都是用“列举加归纳”的分析框架来论证自己的主张，都缺少一种整体主义视角。
是正反双方对政策的“应然”与“实然”的理解。反对者以学者居多，他们更强调理应如何，而主张者以身居监管和市场的一线人士为主，他们更多地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现实压力，追求次优和实际可行性。

国际化的条件和战略

国际货币的含义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流出国境，在边贸以及正式的国际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第二，被第三国用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支付手段和债权债务的结算手段；第三，能够作为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货币。

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先同一揽子基础原材料挂钩，以此来争夺和扩大全球货币市场份额；等到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惯性和“客户忠诚”之后，再与之逐步脱钩。

第6章　外汇管理政策与外汇储备

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储备的形成

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

阶段	说明
1979～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	双轨制
1994～2001年中国入世	市场主导，并用强制结售汇制度取代外汇留存和上缴制度，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2001年入至今	1）实行资金流入流出均衡管理2）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3）规范个人的外汇收支4）减少行政管制

外汇储备的形成 所谓外汇储备是指货币当局能够有效控制并可随时动用的对外资产。本质上外汇储备是国家代管的外资企业资产

外汇储备的经济含义

第一，中国为什么要积累巨额外汇储备？

外储的功能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抵补贸易赤字，并保持一国必要的、正常的进口能力；二是保证外债偿付的外汇需求；三是作为一国政府维护汇率稳定的有力手段；四是经济危机或遇到战争灾难时，充当最后的战略储备。

财富幻觉

第二，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外汇储备？持有是有代价的：机会成本票据负债成本储备缩水成本

第三，中国该积累多少储备为宜？数理模型：阿格沃尔模型直接估算法

第四，中国外储如何实现保值增值？

把中国在美国持有的大量国债和准国债（由联邦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债券）转换为对国际资本市场上优质企业的股权投资。

第五，如何控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

发展国内金融市场
拓展对外投资
增加汇率弹性
藏汇于民

外汇储备与“中国—美国”

中美的“金融恐怖平衡”

由于美国目前仍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格局，那么潜在地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挑起某个地区性的冲突并放手升级之，结果将是东亚资本的急速外逃，美国的融资问题一夜间获得解决，尽管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法。

储备多元化及其政策后果说明在金融政策上，任何确定的策略，都是有利于投机者进行套利的。

第7章　中国对外资本输出

从对外资本输出看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在经常项目下出现顺差的情况下企业资本输出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

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与挑战

动机：

市场获得型动机
获取外部生产要素，包括能源和原材料、技术与研发能力以及品牌。
往返程投资，将自己打扮成“外资”后回归中国市场。

问题与挑战：

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在走出国门之后其弊端更加凸显出来。
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和保险问题。
中国企业和个人在行为方式上要严格约束自己
我国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
跨国经营人才匮乏。

建议是花钱收买媒体

投资主体：国有企业的身份尴尬：政治性障碍，政策性风险私有企业的身份尴尬：许多收益并不向中国政府缴税

在美国封锁下的一带一路政策结果未知。

第8章　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争夺

主权财富基金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是一种政府金融投资工具，主要以外汇资产形式持有。

中投的国企性质使之动作僵化

笔者认为，中方的利益要求我们应当在这场国际规则谈判中持以下立场：第一，应当鼓励而不是禁止出于政治目的的主权基金投资。第二，提高主权基金的透明度应当是在坚持联系原则和自主原则的两大基本前提下进行的。第三，保持美欧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是对主权基金东道国利益的合理补偿，也是维持全球金融经济秩序稳定和可持续的基本前提。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要走出国门实现跨国经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投资自由和投资安全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议来实现。国际投资协议既有多边的，又有地区性的，也有双边条约式的

双边及多边投资条约

关键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二是“征收条款和例外”，三是“投资者诉东道国机制”。

中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资本接受国，又在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一方面我们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我们在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尽可能保留主权，从而保留未来政策调整空间；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就要求通过高标准的国际协议来确保投资安全与自由。

在英美主导世界秩序时，所谓世界，就是英美的世界，所以他们倡导各种“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而中国作为一个异类，参与这一秩序后，他们开始不停地修正自己的各种原则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更要自知自己的力量，既然我们的体量决定了我们是一个大国，那么就要意识到，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塑造和改造国际法潮流，而不是相反。

第9章超越“能源安全”

观点其实和上面讲到的类似，尽管我们从原有的世界秩序中获益，但这种获益不是出于对方的施舍，我们也是付出了额外的代价的，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再以做出牺牲的方式来维持原有的秩序。反而应该因势顺导，改变当前的世界秩序。

能源问题的若干基本常识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在地域分布上严重失衡，这一点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国内都是如此。
能源结构正在走向多元化，但化石能源仍是消费主体。
能源是世界上贸易规模最大的大宗商品，是全球财富分配的重要杠杆。
正是由于能源的采掘和贸易所联系的巨大财富，能源问题被高度政治化。

之所以要谈常识，其实是讨论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如果没有隐含的共识，所有的讨论都没有意义，只是一些无聊的争吵而已。

中国能源安全

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可以分解为四个环节：一是能源供给安全；二是能源价格安全；三是能源运输安全；四是能源消费安全。

高油价有利于中国崛起，为了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在适当的时候有必要托起石油价格。

较高油价可以维持有利于中国的全球战略平衡。其实就是说，我们宁可多支付油价，这些多付的部分其实是补贴了反美的力量。
托举油价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补贴的费用也提高了产油国的购买力，而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品生产国，通过贸易是可以赚回这部分补贴的。托举油价有利于提升中国在能源市场的定价权。另外，高油价有利于新能源技术的进步。
熨平能源价格波动与大国国际责任

第10章原材料市场中国的定价权

在粮食、矿石等各类战略性商品市场中，掌握或者分享定价权，是作为体系中央国家的关键特权。中国必须使用各种手段来争夺和保有尽可能多的定价权，这是我们崛起的重要步骤。掌握和扩大定价权的路径可能有以下三个：一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市场结构，突出发展自身特色产业，从而增强自己在价格谈判中的地位。二是利用自己的资金规模和市场规模，使自己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力最大化。三是在金融和商品市场的建设上加大力度，力争把全球商品的集散与交易中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市场和国家”“自身利益与全球体系利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部资源”等多组矛盾时，做到统筹兼顾，高瞻远瞩。